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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代社会，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，更是军事力量的象征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从黄帝造车到骑兵崛起，从帝王名马到龙马精神，马的身影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各个阶段，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车马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。据记载，黄帝创造了车的雏形，少皞以牛牵引，奚仲则改用马匹，并改进了车辆形制，形成了成熟的车马系统。考古发现证实，夏朝晚期已出现车辙印，商朝则有大量车马坑出土，其中一些是贵族的陪葬品，另一些则是祭祀遗迹。在先秦时期，贵族出行的马车数量是身份等级的象征，如《逸礼·王度记》所述，天子驾六马，诸侯驾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。

车马在军事上的作用尤为突出。商周时期，战车被称为“乘”，是战场的核心作战单元。每辆战车配备二至三人，包括御者、武士和指挥者。交战时，御者需灵活调转方向，以便武士挥戈攻击。战车的数量成为衡量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，如“千乘之国”“万乘之君”等说法便源于此。然而，战车受地形限制较大，在丘陵、水网地带难以施展，逐渐被骑兵取代。

骑兵的兴起始于战国时期。赵武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，组建了第一支规模化骑兵部队，使赵国战力大增，向北拓地千里。骑兵的灵活机动性使其成为战场主力，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。为应对北方匈奴威胁，汉武帝派人经略西域，引进适合重装骑兵的“汗血宝马”，甚至为此发动战争。这些名马在古代战争诗篇中屡见不鲜，如王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，展现了边地军旅的慷慨豪迈。

历代帝王对良马的钟爱，源于马在军事中的关键作用。周穆王为重新武装王师，亲赴西北寻马，最终得到八匹神骏，并西巡狩猎，乐而忘归。后世帝王纷纷效仿，如秦始皇有追风、白兔等七匹名马，汉文帝则从代国带回浮云、赤电等九匹骏马。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尤为著名，它们为李唐开国立下赫赫战功，后被刻于石屏之上，以纪念这些“战友”。

龙马的概念将马的神性推向极致。先秦时期，为天子驾车的最上等马被称为“龙”，如《周礼》所述，马八尺以上为龙。古人视龙马为天帝所赐，上古神话中，龙马衔着河图洛书现世，宣告天命。伏羲氏据龙马之文画八卦，尧禅位于舜时，龙马亦现身祭坛。龙马精神由此衍生，成为君子自强不息、矢志不渝的象征，如唐代李郢诗云：“四朝忧国鬓如丝，龙马精神海鹤姿。”

马在古代社会还与祭祀、盟誓等活动密切相关。周天子有春祭马祖、夏祭先牧、秋祭马社、冬祭马步的传统，延续两千余年。出征前，古人会举行祃祭，最初以祭马为主，后逐渐演变为祭军旗。白马因颜色纯洁，常被用于献祭河神或结盟歃血，如汉武帝堵黄河决口时“沈白马、玉璧于河”，刘邦分封功臣前结白马之盟，约定“非刘氏不得王”。

马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样丰富多样。西汉时期，马戏表演逐渐兴起，东汉画像石上常有伎儿骑马作戏的场景。随着西域舞马传入中原，宫廷中开始训练舞马，盛唐时达到鼎盛。唐玄宗生日的千秋节上，舞马衔杯祝寿成为经典节目，这些马身披锦绣，装饰金银，随乐起舞，尽显华丽。安史之乱后，舞马因无人知晓其习性而遭不幸，逐渐衰亡。马球也是唐宋时期王公贵族热衷的运动，既可锻炼体格，又适合军事训练，甚至成为皇家礼仪的一部分。